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蚂蚁策略
乾隆继位后，他身边只有两位亲弟弟与自己最亲近。一个叫弘昼，一个叫弘曕。
这两人最初受宠甚重，然而几年后，他们的命运急转直下，从被供养的宗室贵族变为被处罚、被责难的对象。他们结局为何都如此凄凉？
从至亲到权贵乾隆即位之初，朝中显得既威严又紧绷。雍正帝去世后，弘历继承皇位。此时在宗室中，只剩下两个亲弟弟还在世：弘昼与弘曕。他们的命运被乾隆帝的宠爱与戒备交织决定。
弘昼生母为纯悫皇贵妃耿氏，是雍正帝第五子。弘曕生母为谦妃刘氏，是雍正的第六子。乾隆继位时，弘昼与弘曕都年幼。乾隆赐他们封号、爵位、宅第、金银、园林等物质礼遇。
展开剩余89%一开始这两位弟弟得到了极佳的待遇。弘昼被封为和亲王。雍亲王府旧邸和周边府第赐给他使用。他管理一些内务府、园林事务，有时负责皇室的园馆花圃、奉宸苑、皇家园林花圃这些并非核心政务，却十分显眼的职务。乾隆皇帝多次赐予他金银田地。
弘曕则被乾隆过继给果亲王允礼为嗣子，以继承果亲王的爵号与家产。允礼无子，果亲王家产丰厚，这样安排在制度上给弘曕一个较为稳固的宗室地位。他年幼时住在宫中，受教于诗书、礼仪、诗词工夫不俗。乾隆为他指婚、赐婚礼；大婚后，还被派管理武英殿、御书房、圆明园等事务。他曾兼管造办处、都统署理等多个旗务。年少富贵、职务众多。
乾隆对两人有较高期待。制度上，亲弟弟虽不可能与皇位竞争，却必须表现出忠顺守礼、无意图干政。朝中礼制严格，诸王行为受到监控。乾隆即位的年代，对亲王、皇子政治参与与礼仪越界敏感。
弘昼与弘曕因为他们身份高、待遇好，自然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。朝廷、礼部、宗人府、军机处大臣都参与监督。乾隆初期的宽容、赏赐、信任让两人觉得自己可以活在光环之中。
荒唐与失礼背后随着年岁增长，弘昼与弘曕的行为偏差越来越多，令乾隆及朝中官员不悦。偏差并非小节，有些明显触犯礼制与皇权边界。
弘昼偏好荒唐行径，几件事最出名。某次朝会中，他与讷亲（军机大臣）争执，当众辱骂讷亲，挥拳动手，将讷亲掀翻在地。朝堂秩序被打破，百官震惊，却无人敢谏。这种场景冲击宫廷形式与庄严。
弘昼目的似要向乾隆表明自己无意争权。又一次，他在府中设灵堂，自扮亡者角色，让仆从哭泣，他本人则在旁指挥这一切。仿佛在模仿丧礼，以“自污”方式示忠，“荒唐王爷”之名由此传开。还有行为如宴请、请安、祭祀中失礼位置僭越，膝跪之处等礼节出错，常被御史弹劾。
这些荒唐行为若只在后台传闻之中，还可能被忽视。弘昼却往往在公共场合失礼。比如殴打大臣事后，乾隆虽有斥责，但未重罚。乾隆有时在旁观，未制止。乾隆对此种荒唐似乎容忍。这种“半宽容”反而助长弘昼的放纵，也让官员私下议论，他名声摇摆不稳。
弘曕的偏差被乾隆官方“谕旨”明列。乾隆二十八年五月，乾隆下诏列举弘曕三方面的八条罪状：贪心不足、非法牟利私设煤窑占民产、私托官员牟利、干预选官、藐视天威、行为放纵、礼制失常、不尊懿旨、请安跪坐之类冒犯仪节之举。
尤其请安时在太后宫或皇帝专属跪位处膝席跪坐，被乾隆视为极大的越礼。还有圆明园失火事件，弘曕距离宫殿最近，却来得最晚，还与其他皇子笑谈露齿，引人非议。乾隆在谕旨中对此表达“极不理解”。此外，弘曕与民间、官吏间有私开煤窑、买卖绣缎玩物等经济行为，被指为损害百姓利益。
朝中大臣、御史、礼部、宗人府都参与弹劾或上奏这些事件。礼制失常被视为触犯皇权的标志。乾隆对这些行为不只是冷言批评，也有实质处分：降爵、停俸、罢免。弘曕被革除亲王爵位，降为贝勒，全数职务被撤；护卫、官员与属下也被降格或撤职。这样的处分在宗室中极为严重。
弘曕病态情绪由此加剧。传说其内心自责且羞愧，生活闭门，不敢见人。病情与精神双双受损。据史载他在降爵后不久病重。乾隆虽有时候显露怜悯之心，下令为其定谥号为“恭”、恢复果郡王爵位，但已是末路。病在1765年春加剧，不久去世，年仅三十三岁。
王爷不能任性乾隆朝最复杂的不在于政务，而在于人心。尤其是宗室。乾隆对亲王有自己的管理术。他既不希望他们权大招忌，又希望他们守礼知分。这个界限模糊，也最难拿捏。弘昼与弘曕，就都跌在了这个看不见的“界”。
弘曕少年被过继为果亲王允礼之嗣，承袭爵位。这种安排看似光鲜，实际限制重重。果亲王系出贤王，祖上勋旧，家规严厉。弘曕虽非亲出，却必须承担全部祭祀、礼典、仪轨与宗室规训，任何礼节上的闪失都会被放大。
问题随之而来。弘曕出入宫廷时礼节频频出错。在一次向太后请安时，他坐错跪席，膝垫用的是皇帝御用之位，这在宫中是大忌。礼部上奏，宗人府交办，乾隆严责。此事成为其日后被废爵的重要导火索之一。
而这些，并非孤例。他管理果亲王府时，手下管事屡出贪弊。他本人又好雅集、好鼓乐，府中招揽伶人、设宴酣饮，常在白日高声作乐，扰动民间。
一次圆明园失火，弘曕是最早得到消息的宗室，却姗姗来迟，反倒在失火现场言笑晏晏，被人当场告发。乾隆得讯后震怒，在御前会议上严斥：“既负名器，又失德操。”这句话如重锤，直接砸碎了弘曕的“果亲王”光环。
相比之下，弘昼的问题更“另类”。他并不直接违纪，也不贪财擅政，却有一种“荒唐”的存在方式。年轻时他曾殴打军机大臣讷亲，事发当朝，群臣面前扇人耳光。他也常常着便衣混入市井，流连坊间。
更夸张的是，他曾在府中为自己举办丧礼，仿真棺椁、设灵堂，自言“已死”，命仆从披麻戴孝。一时传遍京师，有人议论他疯了，也有人猜测他装疯避祸。乾隆未有明确表态，只是罢其两年俸禄，谕旨“令其闭门自省”。
但真正让乾隆无法再容忍的，是他们不断触碰礼制的底线。弘曕因理事失职、言行无度，逐步成为“失仪”的代名词；弘昼虽无实罪，但他的行径已让朝臣群起攻讦。礼仪制度不是浮在表面的形式，而是君臣秩序的符号。乾隆最在意的，正是皇权秩序的稳定。他不容有丝毫挑战，哪怕对方是亲弟弟。
朝中御史、宗人府连年上奏，批弘曕“权欲深重、恃宠骄恣”，言弘昼“无状自纵、形迹乖张”。奏折多到需专人分类处理。乾隆虽数次下旨“暂缓查处”，但到乾隆二十八年五月，一纸旨意终将弘曕打入深渊：革爵、降俸、削权，勒令闭门不得擅出。原有果亲王名号被收，印玺上缴，府邸缩编，亲随遣散，几近废人。
弘昼未被废爵，却自此退出政务圈。他虽仍享有“和亲王”封号，但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宗室代表。每年只按例参与几场典礼，其余时间闭门不出。王府内乐声再无，门前红毡不再铺展。他曾是乾隆朝最特殊的王爷，如今却成最沉寂的宗室。
结局注定悲凉？乾隆帝对两位亲弟弟的态度始终复杂。他有骨肉之情，也有君主之责。两人早年皆受恩宠。弘昼得赐御园，参与内务府事权，甚至数次随驾南巡。弘曕年少聪慧，乾隆亲为其赐书题字，赏赐名马、书画、玉器不计其数。他曾对群臣言：“朕之二弟，皆可重任。”
但政治从不讲感情。乾隆越位日久，越看重制度。他开始觉得亲情是种负担，宗室中只要有一人不守规矩，就会败坏朝纲。乾隆十四年起，他开始收紧对宗室的控制，设宗人府考绩制度，凡是亲王每年需上报礼节履历、府务执行、属官任用等情况。一旦出错，立即传谕处分。
弘曕在失势前，曾试图挽回形象。他上书请求赴边任职，自请守边三年，以表悔过。但乾隆未允，只回了八字：“居室慎行，自省其身。”此后弘曕闭门不出，据说情绪极端低落，每日不语，夜间梦呓呼号，府中奴仆不敢靠近。三年后，他一病不起，卒年仅三十三岁，尸骨瘦削，葬于郊外小丘，未配宗庙。
弘昼去世前亦无高光时刻。虽未被废，但早已被边缘。他最后一次出席朝会，是乾隆三十三年冬季祭天典礼。他走得迟缓，须发皆白，乾隆未多言语，只点头示意。两年后病重，乾隆遣太医诊视。临终时口不能言，喉间喃喃，无人能懂。他死后，乾隆为其赐“恭”谥，予礼葬，棺椁为双层嵌玉，远不及皇子之制，但也非废宗之简。
两位弟弟，一位被彻底抹去痕迹，一位保全封号但声名狼藉。他们不是谋逆者，不是奸臣，也非庸碌之辈。他们的凄惨，在于不断试图挣脱制度，又终被制度反噬。
乾隆终其一生蚂蚁策略，也许并不曾恨这两个弟弟。但他更怕天下人议论皇室无纲。兄弟之情，最终敌不过帝王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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